在历史的投影中

高华先生走了，在那个深夜，一直期待的奇迹并没有出现，不论他的家人或朋友，都无法接受这一无情的事实。

一连几天，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海内外电话不断，这样的场面令人动容。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中共党史研究专家，高华短暂的一生给我们留下的著作并不太多，但影响之大却超乎一般人的想象。或者还可以这样说，高华的著作，包括对历史的深刻体悟，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中独树一帜的学术地位，而且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对于一个研究历史的学者来说，57岁的人生实在是太短了，在最能达到“融会贯通”这一学术境界之时，却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体力和精力，以至于不得不放弃许多重大学术课题的研究和撰述。作为朋友，我当然知道，他是心有不甘！高华生前对自己的病情变化一直有所了解，每次相见总要详细述说。在闯过一次次险境之后，他显得更加坚强和乐观，可是朋友们的担心依然存在，因为他的体力越来越弱，气色更加不好，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兆头！

我认识高华，是在八九年前。那时我正在做雷震传，有许多问题要向他请教。有一天晚上，在南京大学附近的半坡咖啡厅，我第一次与高华见面，立刻就被他温和谦逊的风度所打动，对于我的问题，他是有问必答，他还提醒我，在了解威权体制形成过程中，不要忽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那个历史背景。之后，我做什么题目，都会事先与高华商量，他往往会给出一个最直接的判断和建议。我做民国从政学人研究时，拟从个案入手，想做一下陶希圣，去征求高华的意见，他一听就说，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因为透过民国从政学人个案，可以深入了解权力与知识之间的两难，他的这一看法给我带来很大的启发。

不知为什么

高华教授走了，尽管有这个心理准备，但这一刻真正来到时，却又不能接受。

而且，我还相信，12月26日那天晚上，高华本人也没有这个心理准备。第一次吐血之后，他只对家人说，“觉得难受”，接着，是第二次吐血，人渐昏迷，再也没有醒来，没有为亲人和朋友们留下任何一句话。

就在十几天前，我还去医院看过他，当时他对我说，有信心活下去！可从他的气色看，感到情况并不是太好，已需要靠输血来维持。同来的何满见此情形，一下子未能忍住，夺门而出，跑到病房走廊上泪水直流，高华夫人连声安慰。不过，这一幕，高华并没有看到，当时有北京的客人来看他，高华正在与她谈话。我拿出相机，想替他拍照，他不肯，甚至冲着我喊了一声，今天样子很难看，不要拍！

高华是可以对我发火的，因为，他从来没有把我当成外人。这么多年来，我们之间，几乎是无话不谈，尽管，骨子里，高华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但有些话，他不对别人说，但会对我说。就在那天，他告诉我，龙应台女士想让他前往台湾去做一次彻底检查，费用由台湾的朋友共同来想办法，可此番好意，已不可能实现了，实在没有气力行走，只能从心里去感谢龙应台！

高华从得病到去世，坚持了近五年时间。一度传出，并非绝症，但我仍不放心，对他说：千万不能大意，还是要当有病去治。现在看来，香港医生的诊断还是准确的。发病初期，南京大学年轻教授李永刚把高华的所有病历带到香港，若没有记错的话，应当是请香港中文大学萧今教授找过专家作过一次全面诊断，当时得出的结论就是五年！我想永刚不会把这话告诉高华，我也从来没有对他提起过，即便在他的面前可以口无遮拦，但这样话，又怎忍心说出？！

（一）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傅斯年接替庄长恭为国立台湾大学校长，一九五0年十二月二十日晚上十一时二十分，以脑溢血逝于台湾省议会议场，在任上两年时间未到。他的突然去世，对于刚刚失去大陆不久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来说，是一次意外打击。一九四八年三月选出的中研院第一届院士八十一人，未留大陆的只有二十人（萨本栋一九四九年一月即逝于美国，未计在内），赴台九人，傅斯年是其中之一，其余十一人包括胡适、赵元任在内皆旅居海外。谁也没有想到，五十五岁的著名历史学傅斯年，竟成为这二十二位“硕果仅存”中第一个去世的人。在此风雨飘摇之际，傅斯年和尹仲容是台湾学术界和财经界的两个精神支柱。

关于傅斯年之死，多年以来，存在一个“以讹传讹”的说法，即“小钢炮气死了傅大炮”。其实，只要稍加留意，以一般的材料即可证实此为“误传”。或许是人们出自对于逝者的敬仰和爱戴，有些人宁可信其有而不信其无，以下即为一例：

当时省参议员里面有一个郭国基，比较敢讲几句话，以现在的标准来说，实在没有什么，可在当年已经是了不得了。报上也就封他一个称号“小钢炮”。据笔者记忆所及，郭国基看到报载有一批仪器未运来台大，这批仪器是教育部的，但郭国基搞不清楚，硬说成是联合国的仪器，而有责备的口气。傅斯年对这个头脑不清却自以为是的人，一时气不过，血压直升，发生脑溢血，立时倒下，一命呜呼[1]。

在今天，知道张明炜这个名字的人肯定不会太多。然而，在民国时期，张明炜却是一位以实干而著称的新闻人，尤其在华北地区，在读者中，几乎没有不知道他的。当时他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平津特派员，兼华北日报社社长。

张明炜早年就读于复旦大学社会科学系，1928年毕业后，因当时的系主任刘庐隐是胡汉民的左右手，即进入国民党宣传系统任职。最初前往北方办英文报纸(任社长)，是奉刘庐隐之命；后到重庆《中央日报》任总经理，是帮老同学程沧波的忙；往四川成都创办《成都日报》，是奉国民党元老叶楚怆之命，最后再赴华北创办《华北日报》，是奉当时的中宣部部长王世杰之命。也就是说，张明炜自毕业后即投身新闻界，一直到国民党退守台湾，大半生都是在为国民党办报，因此有人说他“为国民党卖了大半辈子命”，此言可谓不虚。

张明炜办报，就其风格而言，与《大公报》张季鸾颇有相似之处，即“以报为家”，待同人若子弟，特别重视发行工作。当时一些人办报，“多偏重编辑言论，而忽视经理”，所谓“经理”即现在所说的“发行”。张明炜在这方面采用“接力制”，即前道工作尚未结束，下一班的工作人员已在做准备工作，“这样一段和一段连结起来，每一段节省十分钟……所以当别人还在蒙头大睡的时候，张明炜的报纸已经出版了。”(刘光炎著《梅隐杂文》，台北食货出版社1983年10月初版，页3-4)，由此可见他“用力甚勤”。

而对报社同人，“他的手笔一向很大，同人有任何问题，他都认为是自己的问题，同人们需要钱，而公家的钱不够支应时，他自己掏腰包。在天寒地冻的深夜，他到编辑部与同人聊天邀大家到街头小肆和摊贩上，吃一顿热呼呼的水饺或是其他面食，此时同人所感受的温暖，不是区区金钱所能计数的。”(同上)

（一）

早听说阎锡山（字伯川，号龙池）有部分日记留存大陆，这是他当年的侍从室秘书李蓼源在一篇文章中透露的。这部分日记，从1931年2月17日，至1944年12月27日止，据传是正本，初藏山西省公安厅，后存山西省档案馆，副本被带往台湾。对此，颇有点不解，为何带走的仅是副本，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一般说来，若以阎氏当时的地位与能力，完全可以将所有重要文件转移并带走。赴台前，他是李代总统时期的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到台后，改任“总统府”资政。这一时期，他的日记，虽然断断续续，但也写到了1950年12月31日才中断。

若说此间国共相争，天下板荡，无法顾及身边琐事，虽不失为一种解释，但与阎氏一以贯之的“慎行”风格有所不符。事实上，阎氏早有安排。台湾史学家吴相湘在一篇文章中披露，他的北大老学长、做过“立法委员”的乔鹏书，在1949年太原撤守前，就是负责押运阎锡山所有重要档案文件到台湾的那个人，“这些文件都是他经手编整过的，他记得其中有关西安事变的重要机密电报计有七十二件之多……”（吴相湘：《孟禄博士与张作霖阎锡山的谈话》，1979年台湾《传记文学》第34卷第2期，页51），此部分日记正本之未被带走，或有其他原因。

阎锡山赴台后，似不再日记。从最近出版的《阎锡山日记：1931—1950》（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7月）基本上可认定这一点。九州这个版本是以1997年台湾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印的《阎伯川先生感想录》为底稿辑录而成，来源还是可靠的。尽管九州版对此有所辑录，但也只是对“公文、书信、谈话稿、电报等作了取舍”，在年代上并未拦断或截取，惟1950年8

33年前12月16日，陇海东线兰考县杨庄车站附近，发生过一起自1949年以来罕见的铁路特大行车事故。由西安开往徐州方向的386次列车与南京至西宁的87次列车发生相撞，造成伤亡324人，其中死亡106人，重伤47人，轻伤171人，中断行车9小时3分，直接经济损失55.4万元。

凌晨3时12分，列车相撞时发出的巨大声响，方圆十几里皆可听到，沿线不少户人家在睡梦中被惊起，误以为是地震，纷纷夺门而逃，惊魂甫定，方知列车撞车事故。在当时，这起特大行车事故未允许公开报道，除铁路系统内部资料有记载之外，剩下的只是幸存者、目击者或知情人的记忆，媒体未给历史留下任何记录，现场救援资料也少得可怜。尽管如此，事故原因很快查明，完全是人为造成的，郑州铁路分局一份相关资料这样记录：

郑州分局郑州机务段司机马相臣、副司机阎景发，驾驶东风3型0194号内燃机车，牵引由西安到徐州的368次旅客列车，编组13辆，按运行图规定应在陇海东线杨庄车站停车６分，会让由南京开往西宁的87次旅客快车。由于司机、副司机在行车中打盹睡觉，运转车长与人聊天，车进杨庄车站后没有停车，继续以40公里的时速前进，以致在一号道岔处与时速为65公里通过的87次旅客快车侧面相撞，造成重大旅客伤亡事故。

这是事故发生若干年之后，《中原铁道报》记者王建林在一篇题为《回望杨庄事故》(2004年12月16日)的文章中披露的；另有一篇署名刘路、赵智渊的《魂断杨庄：生命不能承受之痛》纪实文章（2003年3月3日《河南法制报》），以当年知情者的回忆和描述为线索，对列车相撞之后的惨状有一个描述：

368次列车机车拦腰撞上87次列车的第

1915年（民前四年），年仅三十一岁的名记者黄远庸被革命党人狙杀于美国旧金山都坂街上海楼菜馆，三年之后，一度做过民国众议院院长、段祺瑞内阁内务总长的汤化龙（字济武）又被革命党人刺杀于加拿大维多利亚唐人街途中，一时间，海内外舆论大哗。不过，在国民党美洲支部的革命党人看来，包括刺杀黄远庸在内，“皆在诛锄袁世凯之走狗，以卫共和，而彰天道，其爱国精神，殊堪敬佩”（冯自由著：《革命逸史》第三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一版，页378）。然而问题在于，汤化龙其人究竟是不是“袁世凯之走狗”？即便是的，又何至于要遭到这样的政治暗杀？无论如何，刺杀之手段，难掩其中的血腥，有悖于政党竞争之原则，正如曾琦（慕韩）在同年9月4日日记中所言：“盖汤氏之为人，固有不足取者，然要是吾国之新人物，贤于旧官僚远甚，且政党竞争，自有其轨道，出以暗杀，殊非所宜，吾于是叹党祸之日烈矣”（陈正茂等编：《曾琦先生文集》下册，“中研院”近代史所史料丛刊（16），页1345）。

一，被推为湖北省咨议局议长、身与立宪运动

汤化龙生于清同治十三年，即民前三十八年，湖北蕲水（今浠水）人。光绪三十年（1904年）进士，授刑部主事。为求新知，由北京进士馆选为官费生，东渡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受业于梅谦次郎。1908年学成返国，任民政部主事。归国前，曾与湖北籍留日学生相约设立“湖北教育会”，被认为是汤氏“合群谋国之发轫”。宣统元年（1909年），设立各省咨议局（即临时省议会），“鄂都陈夔龙以荐者言，奏调化龙还鄂，筹备自治事宜”（沈云龙：《汤化龙其人其事》上篇，台湾《传记文学》第28卷第1期，页60），不久被选为湖北咨议局议长，时三十五岁。

1905年，即民国前七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这是反满势力在海外的一次“振衰起敞”，即以兴中会为基础，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团体，所组建的一个革命组织（即政党）。因其时多讳言“革命”二字，故只以“同盟会”见称。以大陆史学家章开沅的研究，之所以取名“同盟会”，显然受到日本政界的影响，如1898年由宪政本党创建的“反对增租同盟会”，1900年犬养毅创建的“国民同盟会”，后者对中国革命党人的影响较大（参见章开沅《百年以后看同盟会》一文，原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页36）。

8月20日下午，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三百余人，一致推举孙文为“总理”。以美国学者李大陵（Ta—ling lee）的看法，同盟会的成立，“不仅意味着革命运动实质的扩张，同时也显示革命思想向前迈出一大步”。实际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即这些崇尚革命的势力于焉有了一个统一领导的中心，在此之前，“革命团体里面的成员，并不是很团结的”（台湾学者罗若湘语），革命目标也不统一。

如之前的兴中会其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光复会为“光复汉室，还我河山”，华兴会是“同心扑满”，后两者的“革命目标”旨在推翻满清，与反清复明的洪门会党并无二致。因此，同盟会在成立之时，首先是通过了“革命宗旨”，统一了目标，其次，把民生主义的理念纳入同盟会誓词之中，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同盟会革命目标与方略既定，如何唤起国民“同心戮力，扫除腥膻，建立民国”（章太炎语），其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革命经费

当年扬州师范学院(今扬州大学)东门左拐，迎面有一尊著名学者任中敏的塑像。任中敏是研究词曲、敦煌学、唐代音乐文艺的专家，对今天许多人来说，他的学问过于深奥，甚至有点偏远，因此，任中敏未免有点“冷”，就不足为怪了。不过，扬州大学能为一位专门研究词曲的学者造像，若没有点胸怀，恐怕是不行的。比如在北大，早就该有一尊胡适先生的塑像，不仅因为他是当年的北大校长，而且对于中国文化思想界的影响，在历史上并不亚于鲁迅。1918年，任中敏就读北大时，胡适是北大教授。任中敏读的是国文系，有没有上过胡适的课，未查考过，但从常识来看，胡适应当是任中敏的老师。

在任中敏眼中，他的终身老师是曲学大师吴梅(瞿安)先生。吴梅当时也是北大教授，正是在吴梅的赏识下，任中敏才开始专攻词曲，兼及其他，尔后，成为这方面屈指可数的专家之一。1923年，任中敏北大毕业，即任教东吴大学，也就是今天的苏州大学，客居吴梅家中，“尽读词曲善本”，继承老师的衣钵，成为吴梅三大弟子之一。任中敏几乎一生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但因早年笃信孙文的三民主义，一度也从事政治，做过国民党元老胡展堂(汉民)的秘书。这段从政经历虽然时间不长，但也影响了任中敏对中国现实政治的看法。

1930年，围绕制定约法等问题，胡汉民与蒋系发生争执，不久，遭到蒋介石的扣押，被软禁在南京东郊汤山达数月之久。胡汉民在政治上一度失势(几年后复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任中敏转而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

吴保初（字彦复）是清末四公子之一，其他三位即湖北巡抚之子谭嗣同，湖南巡抚之子陈立三，福建巡抚之子丁惠康。这些人之被时人称为“公子”，以高阳的说法，“今有达官之子，或则胸怀大志，卓尔不群；或则真慕风雅，诗文有声，与酒食征逐的纨袴，大异其趣，自然就成了出类拔萃的佳公子……”吴保初为名门之后，其父吴长庆乃为清末广东水师之提督。

     吴保初官拜仅六品，其名震一时在于先后两次上疏清廷，痛陈时弊,请求变法，但均被他的上司刚毅（时为刑部尚书）“抑不上达”，一怒之下，挂冠归隐，回安徽老家庐江，辞官不做了。吴保初第一次上疏在1897年甲午战败后，即以《陈时事疏》，直“以亡国之说，告之于皇上”，冀其“怵危亡”而“谋富强”，主张变法维新；第二次是在1901年，即庚子拳乱，各国联军公然犯京，有了《辛丑和约》之后，复入京，主动上疏恳请慈禧太后归政于光绪帝，其书“辞旨切直，天下忌之”，连梁启超看了亦不禁慨言道，“惟君毅然犯政府所最忌而言之”。

晚清是一个“棋局已残”的乱世，国政不纲，民心衰微，危局难支，许多志士仁人忧心如焚。吴保初两次上疏的最大症结，就是劝慈禧太后让位于光绪帝，“皇上一日不亲政，则外间谣言一日不息，而外夷乘机挟制之心，乃反藉以为口实”。刚毅乃太后心腹，固不可能将其奏折上达；况且，当时之“拳乱”实为慈禧太后在背后所操纵。不过，作为一个朝廷命官，吴保初于头上花翎而不顾，毅然摒弃一切，宁可“终是直钩无所获，不如归去抱空山”，其公子意气令时人感佩。1903年元旦，吴保初作诗示其两女，有“而父师孟轲，上书尝责难”之句，并嘱咐女

范泓：海南兄，大作《上海上海》最近在央视一套和东方卫视播出了，听闻收视率还不错？

邓海南：我只有苦笑笑而已。

范泓：作为编剧，自己的电视剧终于播出了，应该高兴才是，怎么苦笑呢？

邓海南：你看了吗，感觉如何？

范泓：我几乎是在每晚十点半坚持看这部电视剧的。开始的部分，我感到还不错。无论故事还是情节，都较从容和舒缓，对旧上海的精神内核多有把握。

邓海南：平心而论，前三分之二还能一看。但后三分之一就被改得太不像话了，错误百出、逻辑混乱、因果倒置。一般不知情的观众反正稀里糊涂地看完就是了，也不知他们作何评价。但对我这个花心血写出它的编剧来说，看这个剧实在不是一种享受！好在我还有先见之明，出了一本书，保留了一个我自己的版本，否则的话，在电视剧的后半部上挂我的名，我会觉得脸红。

范泓：从故事前面来看，你笔下所塑造的人物都是可以成立的。刘恭正这个演员没有选择错，左小青也胜任，我当时就是这样一路看了下来。至晓男被抓前后，我真的感到有点不对劲了，对那一段历史没有这样来解释的，这仍是传统的意识形态观念在从中作祟。所有人物的后代都成了革命者，至少也是激进者，这与现实就有一定的距离。“观念先行”的痕迹太明显了，近乎于闹剧。所以，我看过之后说，这是半部好剧，后半部可以不看，既没有情节，也没有冲突，甚至连纪录片也不如。所以，对这样一部电视剧，我内心感到可惜。其实，从结构上看，只要写到二战结束足矣。

邓海南：其实我结束得更早。按照惯例，剧本开拍前总要听取制片方和导演的意见再改一遍。制片方最初请的导演是梦继。20

这一天，在扬州接到电话：李昌先生去世了。

尽管并不感到特别意外——李昌先生住进北京医院已有三年了，但这一刻，真的到来时，心里的那种“怅然”，有着一种说不出的“若失”。因为，不久前，是谢韬先生，再之前，是朱厚泽先生，他们就这样，一个个地走了。丁东兄说，今年是中国痛失思想家的一年，李昌先生虽然不是思想家，却是体制内具有鲜明个性的觉醒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他是一位对国家改革抱以极大热诚的身体力行者、推动者，改革三十年之后，仍在不停思考，寻找济世之方，这可能就是他的宿命，也是“一二.九”那一代人的宿命，从革命，到反思。

接下来，就收到李昌二女儿、万润南的妻子李玉发来的短信：我爸于九月三日上午在北京医院病逝。一切痛苦都结束了，最后他走得很安详……我能理解李玉的这番话，在先生几个儿女中，我与她，能够交谈最深。她所说的“痛苦”，并不止于老人缠绵病榻多年的无奈，可能还有来自内心深处的某种纠结。尽管，在最后的几年，先生的思绪不是那么连贯，但又是那样格外清晰，有时让你简直不敢相信，这样的话，这样的判断，竟出自先生之口，于是，人们对他的尊敬和爱戴，总是有道理的。

从革命，到反思

我算了一下，再有整整一百天，就是李昌九十六岁生日。

我一直没能找到一个最满意的词汇，来概括李昌的一生，尤其是他的晚年。我不想套用官方对他的评价，虽然一定会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党青年工作、科教工作和纪律检查工作的优秀领导干部……”这样的盖棺论定之语，可事实上，在当年中顾委那场风波中，李昌等人差一点要失去党员资格，若不是他的老上级陈云先生发话，后果难以想象，一时间，连秘书也没有了。

1926年，张季鸾主持天津新记《大公报》笔政，提出办报的“四不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即是复刊后的《大公报》，将以国家与民众利益为唯一利益，以社会公理与正义为唯一前提，真正发挥媒体的社会公器之作用。这种独立的办报意识与主张，在当时，赢得民众对《大公报》的信任，复刊后不到八个月，发行数即有数倍之增涨。

张季鸾之所以代表《大公报》同人提出办报的“四不方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北方的政治环境较为复杂，作为刚刚复刊的《大公报》，不得不对现实做出自己“审时度势”的考量。在他们看来，“如果报纸依附军政界的任何一派，都会随着该派的失败而倒台。……早晚革命军会打败军阀”（李瞻：《张季鸾先生传》，台湾《近代中国》1987年第58期，页228）。

革命军打败军阀，很快被北伐的成功而为历史事实，《大公报》这种“不偏不倚”的办报立场值得肯定，尽管张季鸾本人对“革命”一直持认同的态度。早在光绪十一年，即1905年，留学日本攻读政治经济学的张季鸾，目睹了孙文等人与梁启超等人关于“革命”还是“改良”那场旷日持久的论战，不仅激发他对政治的兴趣，而且对革命充满了信心，不久即加入同盟会。

1908年，同盟会陕西分会一些留学生在日本创办反清、鼓吹革命的刊物《夏声》，张季鸾为主要编者之一，这是他投身新闻事业的起始，也是日后以“言论报国”实现个人梦想的一个重要途径。从辛亥年的《民立报》，到民国五年的《中华新报》，再到复刊后的《大公报》，张季鸾先后写下近三千篇社论或时评（大都没有署名），胡政之所编上下两册《季鸾文存》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张季鸾的文章一向清晰明

记者曾在沪上与他相见于程巢父先生家中，那晚暴雨如注，范泓姗姗来迟，进门第一句话就是不停地道歉。原来他临时遇到了朱永嘉（曾任文革时期上海写作组总负责人），遂决定不能错失良机，跟朱永嘉相谈甚久。

在范泓看来，这些特定人物拥有难以复制的历史记忆，稍纵即逝，决不能就此擦肩而过。

范泓很低调，他说自己是“边缘人”。

如今，他家住南京，但在扬州另购一套房，将主要书籍运到那里。潜心学术研究和写作，与区域中心的六朝古都相比，扬州安静祥和多了，更适合一个人将时光倾注于过往的历史烟云中。

对 话

本报记者 朱桂英

我对李敖的为人处事有很多质疑

东莞时报：看范老师的著作，我总是会想起鲁迅先生的一句诗“敢遣春温上笔端”，您笔下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读来总能察觉到执笔者的隐秘的温情，钱穆师曾言，研究国史者，必怀一份敬意与温情。您是如何理解这“敬意与温情”的？

范泓：大凡对历史有点兴趣的人，面对历史，都有自己的“出入”方式，虽然大都来自对“历史”的一种常识性理解。

我个人对于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态度，主要基于两点：一是存信，也就是说，尽可能去寻找历史的真实，惟有真实，才可能接近事物本来的面目；二是立场，必须是中立的，以往任何带有意识形态的审视方式，都无助于我们对历史的客观认识。

实际上，某些历史事件或人物，有时并非如我们想象得那样简单，你越是深入时，就会发现其中的复杂和吊诡，比如汪精卫是汉奸，这早已成定论，然汪氏的真实心态未必是真的想做国家的千古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