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投影中

大多数内地读者可能知道林海音是台湾的一位著名作家，根据她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城南旧事》，曾经家喻户晓。实际上，她还是当年名噪一时的《纯文学》杂志的创办人。这份标榜于纯文学、与政治无涉的刊物，创办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存活了5年零3个月，后来却因一桩政治案件而“自废武功”，一夜之间，在台湾文学界销声匿迹。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气氛渐次达到了顶点。所谓孙立人案以及雷震案，是台湾当局以“匪谍罪”对某些持不同意见者的一种政治构陷。如果说，孙立人与雷震等人作为国民党高官，在政治上与威权体制

 杨苡先生来电话，告诉我，某晚报转载我的文章，就是《名门之媛陶琴薰》一文，她说看了之后，心里难过，又想起当年的往事。杨苡先生与陶琴薰在抗战时，是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外文系同学，同住一宿舍，还有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在电话中，杨苡先生纠正文章中的一个小错误，即陶琴薰当时最要好的朋友并非陈琏，而是昆明西南联大时的许湘萍，当时她整天就听到陶琴薰说起许湘萍这个人。从陶琴薰长子沈宁从美国寄来的纪念册中，我也读到过许湘萍怀念陶琴薰的文字，其中谈及1978年7月，陶琴薰病危时，许专程从太原赶到北京看她，陶却说你不要来医院，还是去我家帮着辅导孩子，准备考大学，可见两人同窗之谊非同寻常。杨苡对陶琴薰很了解，也见过其父陶希圣，一次是在重庆中央日报社，陶先生见到她很高兴，建议毕业后可来

许多悲哀大都是人为造成的。比如，想读哈维尔，却找不到。多少年前，一度听说是有版社要准备出版了，李慎之、徐友渔先生也为之作了序，后来也读到了，可《哈维尔文集》出版最终还是夭折了。如果说，今天的中国，还不能接受哈维尔先生的诸多思想和观点的话，尽管可以解释成国与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根本上还是由于意识形态的控制所造成的。捷克也曾是社会主义国家，许多体制内遗留下来的问题与今天的中国大同小异，哈维尔先生正是想通过自己的思考并行动将体制内的种种痼疾切除，从而唤醒人性的回归，真正使公民在物质和精神上都能够受益。从这个意义上讲，哈维尔思想并不代表一种什么主义，事实上，他更是一个思想上的行动者。对捷克人民来说，面包、房子、汽车、还有其它种种福利，有时确实比什么“主义”更为现实。不过，作为当时的总统哈维尔先生还是看到了一种比以上这些都更为重要的东西，这就人的真实性。

    29年前，史学家顾颉刚在北京去世。消息传到台湾，旧友陶希圣不胜伤悲，隔海撰文，追忆当年的交谊。其中有个细节十分温暖：1935年前后，陶在北大办《食货》杂志，顾与谭其骧办《禹贡》半月刊，并行于世。两人同在燕京兼课，顾每次开车途经西四牌楼陶的住处，总要把陶接上；各自完课，又同车返城，无论春风秋雨，从未间断，约一年时间。顾与陶同为北大人，在学术上皆有建树，彼此之间，惺惺相惜。顾一直认为陶是中国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级人物”，“对于中国社会有极深刻的认识”；而在陶希圣眼中，顾是一位“循循儒者”，每每谈及自己的事，“总是谦退不遑”。

不过，陶对顾颉刚当年某些选择却颇有微辞，认为这是顾的“自觉与自误”。陶说：顾颉刚为学，从辨伪至疑古，这是清

 屈莱果(Donald W .Treadgold)是一位研究俄国史的美国教授。上世纪50年代末，屈氏所在的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与台湾大学有过一项教授交流计划，屈氏来台大，台大赴华大的是外文系主任夏济安。夏济安教授后留美不返，数年后客死加州。不过，这是另话。

    屈氏在台大讲授俄国史。在那个年代，台湾“反共抗俄”的口号处处可见，然而大学生对于俄国历史以及共产主义仍十分陌生，当局对这些课程亦视为禁忌。屈莱果教授在台大半年，只有一个学生选修他的课。屈氏在台大教了一个学生，但也只交了一个朋友，这人就是殷海光。说起来，两人专业不同，一个研究历史，一个研究哲学，只是两人对思想史皆有兴趣。殷海光后来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展望》(后被台湾当局查禁)，屈氏的《西方思潮冲击下的俄国与中国》，都是与思想史有关的著作。

    当我信手在电脑上写下这行字时，感到自己有点“不合时宜”了。确实，我们这一代人，曾经长久地生活在一个崇拜英雄和伟人的时代，却从来没有想过一个时代可以没有自己所崇拜的英雄和伟人。大概受这种时风影响，就我个人而言，在二十几年的广泛阅读中，对各种名人自传、评传的兴趣始终不减，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在作祟，追究起来已无多大意义，总之，我还是一直在读着这类书籍，大凡能找到的。若干年前，京城掀起一股“格瓦拉”热，就去读手头边有关格瓦拉的所有资料，这些资料是从旧书摊上廉价挑回来的，现在已是“物有超值”；随后又翻出上世纪七十年代刊行的《勃列日涅夫》、八十年代风靡一时的《病夫治国》，九十年代初出版的索尔·舒尔曼的《权力与命运》、费·布尔拉茨基的《领袖与谋士》等书再读，越发读出历史上的许多“伟人”和“英雄”

一，                      1949年政治大变局与“自由中国运动”

    季羡林先生是一个大题目，本轮不上我们这些后生来做。可读季先生的书，尤其是读先生那流自于心底真感情的散文作品，不能不让人感到先生之文风和人品的朴实无华，且几十年一以贯之，真可谓“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我与先生素无交往，却收有先生的签名本，一本是他的《留德十年》，另一本则是先生的自传。我在出版社的一位朋友，是这本自传的编者之一，他知我嗜读季先生，就托北上的朋友便中叩访，使我如愿以偿。

                                                                                       （一）
 
  
        1948年7月29日，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浙江莫干山召见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外交部部长王世杰、财政部部长王云五、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财政部政务次长徐柏园、中央银行副总裁刘攻芸、台湾省财政厅长兼美援会联络人严静波（家淦）等人，商讨币制改革案。
  
        这一行人从南京乘专机至杭州，再经由京杭国道，到武康县（

    到了民国18年，泰山顶上的无字碑，突然有了字。

   “党权高于一切”，六个尺余大小的字，在碑的正面。这座高六米、宽一米二的石碑，究竟为何人何时所立，历史上尝有辨议。明清大儒顾亭林，即写《日知录》的那个人，铁口直断：此碑“非秦碑”，而为汉武所立；有人不以为然，驳之：刘彻本是一个好大喜功之人，立其碑而“绝无字痕”，似不像他的性格……所以，更多的人还是相信，无字碑为始皇嬴政所立，“隐然于来者，此意即焚书”，这是万历年间进士钟惺的一首五言古诗《无字碑》中的末二句，直指秦始皇，不满其“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