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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泓博客

 
 
 

日志

 
 

安福国会:至少还值四十万元  

2012-02-05 15:32:12|  分类: 历史事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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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阳的历史小说《八大胡同》以民国北洋时期一段纷争不堪的史事为背景,从官府大员酒醉饭饱之后“逛胡同、寻像姑”说起,扯出安福系的主将王揖唐,进而说到安福俱乐部、曹锟贿选以及军阀之争,最后至清废帝溥仪被冯玉祥部逼出了紫禁城,将其中的党同伐异、门户之见等一笔写尽,煞是好读,可见这位“高阳酒徒”特有的历史视野。高阳的历史小说,说起来是小说,实际上,又全然不是小说,“他纵观每一个时代,努力找出那个时代纷纭复杂历史事象之中,真正值得让我们注意的人物与史迹,借着描述这样的人物与史迹,提示我们历史兴衰的原理”(龚鹏程《念高阳》一文,参见《八大胡同》第13)。

辛亥革命发生后,千年帝制结束,进入所谓的“共和”时代,原以为天下可以从此太平,殊不知,民初之乱则远胜于清末之时,最明显不过的一个事实,即共而不和。特别是国民党的宋教仁被杀,引来“二次革命”,革命党人始终未脱武力相向之意识,结果兵败,孙文等人纷纷逃亡日本;袁世凯任命熊希龄组阁,坚邀梁启超、张謇出长司法、农商,以示对进步党的笼络,继而又让国会选举其为正式大总统。然一月之后,袁世凯又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取消国民党籍国会议员之资格。袁世凯是否有权罢黜议员,暂且不论,但绝不能藉口以消灭国会,湖北汤化龙就批评说“今宪法尚未成,竟寝罢国会,将何以处民国”事实上,袁氏不为所动,至1914年初宣布停止现有国会议员职务,并先后召开有关会议,制订新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民初稍具雏形之责任内阁政制,遂面目全非矣”。

国会选举是民主政治重要的一环,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国会得以重开,但张勋发动复辟,国会被迫再次解散。段祺瑞、梁启超等人马厂誓师,打败了张勋。“但是段、梁等讨平复辟后,决心不再恢复旧日的国会。他们理直气壮的说,第一届国会是正式解散的,没有理由恢复。他们掌握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宣布修改国会组织法,要由新法产生新的国会,民国七年(第二届)的国会就是这样来的”(参见张朋园《安福国会选举——论腐化为民主政治的绊脚石》,刊于199812月《近代史研究集刊》第三十期,第154页)

高阳在《八大胡同》中也说到了这一段,不过,他觉得梁启超之所以反对恢复旧国会,“其实,他是存着私心;因为他的党派——研究系——在旧国会中的势力不大;希望趁改组的机会,能够多弄几名议员出来”,但梁氏毕竟是书生,最终搞不过的政客揖唐,“当南北各方,函电纷驰,还在为这个问题争得不可开交时,他已经悄悄与段祺瑞手下第一大将,外号‘小扇子’的徐树铮商量妥当;联络福建的政客曾云霈、梁众异,在宣武门内安福胡同,组织了一个安福俱乐部,以‘买鱼’为隐语,招兵买马;因而王揖唐得了个外号,叫做‘鱼行老板’”。

虽然是小说叙述,却距史实不远,这是高阳历史小说的一大特点。在当时,梁启超、汤化龙等人确实期待在新国会之下,对制定一部新的宪法持乐观的态度,“盖有宪法则政党政治可以推行”,然在安福系那些人看来,此时天下是他们打下来的,梁等不过时逢其会而已,所以徐树铮对段祺瑞说过:“我辈冲锋陷阵,始奏肤功,结果乃为几个文人造机会,恐必有愤慨不平者,乞稍加慎重,勿为他人利用。”(参见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台湾文海出版社,第1314页)

徐树铮所说的“几个文人”就是梁启超、汤化龙等。梁启超等人主张召集临时参议院(即为制定新国会法),乃是根据《临时约法》,并非毫无道理。在他们看来,“中华民国既经一度之复辟推倒,即成已死蜕化过去之中华民国;现在复生之中华民国,乃由段祺瑞手造之另一中华民国,非复从前之中华民国,是旧国会断无恢复之理”(参见南海胤子《安福祸国记》,近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20076月版,第19页)。召集临时参议会得到除西南各省外各省督军的复电赞成,议定每省五人,随着临时参议会的宣告成立,“有所谓安福俱乐部者,乃于此时萌芽于政治舞台矣”。

民国七年的第二届国会,亦称“安福国会”(或称“新国会”。一般认为“安福国会”多有诟病,其中最多的批评是因其选举过程为“安福俱乐部”所控制。从史实看,此次新选举,始作俑者是“研究系”梁启超等人,则成功于安福系王揖唐等人,“安福胡同一小小俱乐部,竟一跃而为独一无二之多数党,即交通系五十余分子,亦兼收而并蓄之,其发达可谓极矣”。严格说来,安福系并非是一个政党,既无党纲,亦没有什么政策或主义,在各省未设一支部,除议员外,不招纳其他党员,安福系之能“成功”主要在于对财力的重视,就是说,在当时“谁能控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谁有较为雄厚的财力,谁就会成为选举赢家”(张朋园《安福国会选举——论腐化为民主政治的绊脚石》,第172

依靠雄厚的财力获得新国会选举席次的多数,是此次选举的一大特色。对于当时三大政治势力来说,研究系寄希望于江苏、江西、湖南等六省获得更多的选票,交通系重视北京,“直接打入中央选举会”,安福系则要求在“十余省区普选全胜”,派出不少干将携款到各省地方进行运作,甚至表示“凡是愿意加入安福系的,立即可以取得选举补助费用,当选后每月可领取一定的生活津贴”,在这一点上,研究系似无太大的竞争能力。不过,此次新国会的选举,事实上并不热闹,甚至过于冷清,以台湾学者的分析:一则是具有参与权的人太少,限于精英分子而已;再则是二十世初的选举,由于经济财力的限制,有能力花钱大肆宣传的人不多。正是由于民众对选举选举热情不高,各派之间的幕后竞争反而被突出,其手段自然花样百出。但安福国会选举是否为一次有选票的选举,以研究者的结论,答案是正面的。

新国会选举受到“安福俱乐部”控制,成为不堪的事实。但是在南北分裂的情况下,皖系军阀与政客试图控制中国大部的欲望显而易见,相形之下,西南五省的“非常国会”由于不足法定人数,其合法性一直存有质疑。新国会成立后,“参众两院始依据修正国会组织法第二十条所规定,各选三十人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从事制宪工作”(《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2月版,第3051919812日第二十五次会议完成了一部新的中国华民宪法草案,尽管这部宪法草案最后因“南北议和”开始而未得交付院会讨论,但仍主张采用责任内阁制,只是总统的权位较之天坛草案略有提高。新国会前后存在两年时间,主导者虽为北洋政治精英,其政治立场相对保守,但基本上认同立宪主义,与当选议员的背景有关。以研究者根据史料统计,新国会参众两院议员较之第一届国会议员平均年龄多了七岁,参议员平均年龄在四十七岁左右,众议员在近四十岁,“他们的年轻气质趋向消失,已不如七年前那么富于朝气和冲劲”。就议事而言,这些人仍在壮年之中,相对保守,亦相对理性,或许并非一件特别不好的事。此届国会有过绅士功名的人两院合计平均为百分之二十二点九,较之清末民初的咨议局要少很多,则又比第一届国会高出百分之四,其原因在于此时革命党(国民党)已被排挤在外,先前隐退的绅士复出,竞选成为议员,其中不少人有留日(有十二人是留欧美的)的经历,“新国会议院中有九十八人曾经当选清末咨议局的议员,或国民二年的国会议员,这些曾经多次当选议员的人,在议会中颇有荣居领袖地位者,他们熟谙议事的技巧,认识政府的弊病,就常理推,他们的经验有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虽然从派系的观念去看,未必如此”(张朋园《安福国会选举——论腐化为民主政治的绊脚石》,第196)。

事实上,新国会成立之后,并非没有任何作为,以上海青年学者严泉的看法,从立法实践的视角去观察安福国会的政治运作,尤其在“进入政治实践层面之后,国会在一些问题上逐渐形成自己的政治定位”。比如:在五四时期,国务总理钱能训迫于民意而辞职,总统徐世昌属意北洋派官僚周树模继任,安福系虽是国会中的多数党,但仍有不少议员表示“我们当议员的,不比军人有服从的义务”,这一项提名最终被迫取消。

第二届国会在其制度设计上有许多可取之处,在立法权力设计方面,1919年宪法草案中国会约有八项之多,即立法权、质问权、受理请愿权、建议权、不信任权、财政权、宪法修正权、弹劾权等。如果与“天坛宪草”相比,国会立法权力有所缩小,如不再设国会委员会、取消国会宪法解释权等。在行政权力规划方面,重要的行政立法权与任免权仍沿袭过去的规定,“即总统没有宪法修正提议权,同时任命国务总理须经众议院同意”,但颁布紧急命令权却取消了国会委员会的同意权,赦免权也取消了过去受最高法院的同意权的限制,“这两项权力规定与法国1875年宪法中的有关内容基本相似”,但另一方面,由于解释宪法特别机构五名成员中平政院长(即办理行政诉讼之机构,作者注)、审计院长均为总统直接任命,所以,总统对解释宪法权未必没有一的定影响力,这样也可适当地弥补总统没有宪法修正提议权的缺憾。

鉴于第一届国会曾经两度遭解散的教训,安福国会所呈现出来的保守主义特色,从某种角度来看,有其一定的必要性,尤其是派系之间的相互妥协与协商有利于制度的设计与落实。在这两年期间,先后组建过钱能训、靳云鹏两届正式内阁,“各派基本上能够事先就国务员人选进行广泛协商,在提交院议之前达成妥协,以确保组阁成功”(严泉语)。安福俱乐部在此届国会中占据议席多数,在组阁问题上,从未出现安福部内阁,他们所力争的不外交通、财政两部,当然,这也因为安福系并非具有真正的政党性质,所谓操控与扩张,说到底,仍是“私人团体势力之扩张耳,非党务扩张也”( 南海胤子《安福祸国记》,第22)。北洋时期的政党意识尚未像日后那样被突出或强调,势力扩张与个人利益有关,而在另一方面,由于“安福俱乐部的纪律以及它在国会的优势,使国会活动更加顺利,在这种意义上有助于宪政发挥作用。选举总统是国会的主要任务之一,……这次选举是国民早期唯一和平的、符合宪法的总统接替”(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309)。

当然,安福俱乐部之贿选不足观矣,以研究者的批评,“使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蒙上一层阴影”,但同时又认为“徐树铮等还算有良心,要不然他们尽可以诉诸武力夺取选票,那民国初年的中国就成了暴力世界。就事论事,军阀的私斗,那才是暴力行为。……议会的贿赂选举,正如政治学家的看法,是一过渡现象”张朋园《安福国会选举——论腐化为民主政治的绊脚石》,第197198页)。其后发生的曹锟贿选大抵也是如此,高阳在《八大胡同》中有绘声绘色的描写,这是民国以来遭人诟病的一幕,尽管如此,承认议会及选票的作用,总比武力相向而打得不可开交更符合百姓的利益,胡适等人就认为“曹锟要做大总统,他用一个连兵就可以包围国会了,何必要花五千元一票去贿选呢?马君武先生曾说:曹锟肯花五千元一票去贿选,正可以使我们对于民主宪政抱乐观,因为那个国会的选举在曹锟眼里至少还值得四十万元的代价。况且有了贿选的国会,也就可以有贿不动的国会……”(胡适《政治统一的途径》,原载1934121日《独立评论》第八十号,第6)。因此,从立法上去防弊是制度的一种约束,同时舆论监督不可或缺,实际上,民主政治需要政府与人民共同来学习,从英国国会选举的历史看,也曾出现过令人莫可奈何的贿赂行为,所以才要通过改革法案(1832年),以试图制止贿选。

高阳的《八大胡同》以溥仪被冯玉祥部逼出紫禁城而收尾,从弦外之音中可以知道,在这件事情的认知上,他与当年胡适的观点甚本相一致,高阳写道:“而驱傅仪出宫,并无一个适当的处置,这件事是不是做对了,当然亦大成疑问……”而当年事发当天,胡适即致函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王正廷,其中说:“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此函后刊于北京的《晨报》,除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表示赞许外,有不少人指责胡适,其中包括周作人及北大好友,如李书华、李宗侗就认为“中华民国国土以内,绝对不应该有一个皇帝与中华民国同时存在。皇帝的名号不取消,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所以我们对于清帝废除帝号,迁出皇宫,是根本上绝对赞同的。这是辛亥革命应该做完的事,而现在才做完,已经迟了十三年了”。面对不同意见,胡适仍坚持自己态度与立场,并回复说:“人各有所见,不能强同。你们两位既屡以民国为前提,我要请你们认清一个民国的要素在于容忍对方的言论自由。你们只知道‘皇帝的名号不取消,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而不知道皇帝的名号取消了,中华民国也未必就可算完全成立。一个民国的条件多着呢!”

此言不虚,从民国至今,多少往事,往往与人们善良的愿望背道而驰,而每次结出的恶果,却很少有人对此负责,“闻道长安似弈棋,萧条异代不同时,拥兵相学干戈锐,叹息人间万事非”,这是高阳在《八大胡同》中的结束语,多少可见他内心的几多无奈!

 

此文刊于201225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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