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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复盘

范泓博客

 
 
 

日志

 
 

序《红粉民国》(张耀杰著)   

2013-02-03 15:03:4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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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杰兄又有新书即将付梓,嘱我作一小序,迟疑许久,方才动笔。

原因很简单,这些年来,耀杰的研究范围很广,许多课题于我而言,比较陌生,这本有关民国女性人物的书稿,其中一些人物,读完之后,才有一定的了解。最初还觉得耀杰为何要写这类看起来颇有点“八卦”的文字,并起了一个带颜色的书名——《红粉民国》。不久前,腾讯组织一帮人在海南定安开会,我与耀杰同居一室,细问下,才知道这是耀杰为北京《环球人物》杂志开设“民国红粉”专栏的文章汇总。这类题材,虽是旧人旧事,但经过耀杰的一番严谨考证和叙述,读起来,仍感鲜活、立体,耀杰文史文章的魅力往往就在这里。

书中一些民国女性传奇人物,多与政学两界的家事、国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她们的内心挣扎、自我觉醒、社会参与、情感困局,乃至沉浮命运,多少可以折射出一个时代的诡异和变迁。在我看来,该书对近代以降女性话题与女权运动的研究,尤其是对弱势女性个体生命的历史再现,尽管同样受到时代环境的影响,却无不暗含研究者的价值倾向,也就是说,在传统的中国男性“父权当道”的视角中,如何解读近代女性冲破“家庭”樊篱、争取个人权利的多元面貌,以及她们丰富的内心世界,乃至长期以来自身性别与社会的紧张关系,倘若缺少“理性思辨层面上的真伪是非”,忽视每个时代的延续和断裂,难免与史实产生巨大的落差。

在当下一些极具戏剧性笔法的历史述说中,近代女性的“解放”是与革命、政党、国家等主流话语联系在一起的,之前正统儒教“贤妻良母”道德格局被打破,她们中的一些人成为积极参与政治或社会活动的另类女性。以今天的思考看,不啻于消解了一代女性在现实中的被动处境与真实困惑,其中最性感、最生动的一面被抹去了,某些人物最终沦为一个“政治符号”而已。因为谁都知道,近代中国除国民革命外,还有共产主义革命,二者一度合流,那些高举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大旗“挥刀斩棘”的女性传奇,曾经喧腾一时。尤其是追随共产革命的一些女性人物,“革命”与“恋爱”如影随形,私领域的情感在历次革命风暴之下,成为某种“理想”的标榜。但事实上,当她们把自己的人生交出去之后,“自我”便在“集体意识”中逐渐消融,导致她们的“生命传奇”满是政治刻痕,甚至于伤痕累累。书中的陶希圣之女陶琴薰、张申府女伴刘清扬基本上是这样的悲剧性人物,“娜拉”最终未能变成“革命的天使”,她们“就像在风雨中走失的一只孤雁,误入藕花深处,几声哀鸣,溅起几多离愁……”

胡适曾经指出,1923年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分水岭,此前大抵上是重个人主义,此后则进入集体主义。胡适在19331222日日记中这样写道,“无论为民族主义运动,或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耀杰研究历史人物和事件,一直有自己的价值链条和谱系,他所认同的是胡适先生一以贯之的价值理念,即“以人为本”的自由、平等、民主、宪政的多层级、多元化的自由主义价值谱系。这一价值倾向,若落实到耀杰本人的治学中,对叙事对象进行充分解读或评价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参照系,一如他自己所言,“只有在这样的一个价值链条和价值谱系面前经得住历史检验的历史人物,才有可能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健康力量,而不再是历史叙述中的反面教材。”

耀杰比较注重文献的运用和新史料的挖掘,这也是傅斯年提倡的史学观念。对耀杰来说,完全是在于“深入考察该人物的历史局限性和人性阴暗面”,“澄清还原已经被严重污染扭曲历史事实”,相对于一般的历史述说,更具理性和思辨色彩,甚至得出的某些结论,与以往也有所不同。如他在书中对隆裕太后的历史评价,对著名女作家冰心的客观分析和史料指证,前者审时度势,为了天下平安,以其果断的决策,颁布《清帝逊位诏书》,一举打破中国社会南北双方分裂敌对的政制僵局,成为“中国版的光荣革命”的终极决定者;后者左右逢源,“是一个从来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聪明女性”,尤其晚年选择性记忆,对个人历史采取“遮蔽隐瞒的态度”,无不“构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反讽解构”……而这些,并非诛心之论,都是他基于对史料和文献之解读的客观认识和价值判断。所以,从阅读的意义上来讲,这本《红粉民国》不乏精彩之处,许多篇什深入独到,可圈可点。

耀杰是一位多产的、擅长运用史料的文史学者,我和他结识,最初就是从寻找史料开始的。在民国史研究方面,耀杰有自己的路径,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努力在摆脱意识形态对历史真相的羁绊和束缚。在耀杰看来,那些既有的价值混乱、以讹传讹的历史叙述,本质上受到某一派别话语权的影响,或许是出于无奈,或许是有意为之,但事实上造成的“唯我独尊、唯我正确”的单边叙述,不仅遮蔽和篡改多少历史真相,也给今人重新认识那一段历史带来不小的障碍。

2011年年初,共识网在武汉举办“辛亥百年:变与不变”研讨会,散会之后,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111日,我与耀杰坐在汉口某宾馆咖啡厅聊天,特别地安静,只有我们两个人,这是我们多年来少有的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我第一次深入到耀杰的内心世界,他对我说起青少年时代在河南乡下缺衣少食的不堪经历,包括之前祖父的“非正常死亡”,以及后来在京城遭遇到的权力打压,原来耀杰是有“恨新仇”的人,而且,从不讳言这一点,较之他的平稳文字,耀杰在某些时候言语上的“偏激”就可理解了。

耀杰读研究生的专业是戏剧史,研究民国历史和人物,应当是后来的事情。在中国传统的戏台上,曾经上演的大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耀杰笔下,无论专著或单篇文字,他写过袁世凯,写过孙文,写过宋教仁,也写过黄兴和陈其美,都是近代史上“帝王将相”式的风头人物;耀杰还写过袁克文、辜鸿铭、田汉、曹禺、路翎这一类文人,尽管他们的道路选择不同,命运也不一样,都或可归入“文人才子”之类别。这样看来,他笔下只缺“佳人”;这本《红粉民国》中的女性人物,非名媛,即佳人,正好弥补这一“缺憾”。耀杰在不经意间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都写到,说起来,是一种巧合,实际上,与他的治学视野有关。

作为耀杰的阅读者之一,我对其文章是有偏爱的,便有了以上的序。虽是一孔之见,不过,耀杰“居高声自远”,这本书无论是谁作序,都会受到方家、读者的欢迎。

 

 

 

 

 2013年1月1于南京

 

 (此文首发腾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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